中国，第一个站了出来
77岁的理查德·奥弗里，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艰难赢得胜利刚过去两年。
后来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他注意到：“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一场比二战规模更大、更全球性，也更致命的战争。”从那时至今的40多年，他一直致力于解释：二战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发生？它是怎样进行和终结的？
如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奥弗里，已经成为国际知名战争史学家。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也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一系列二战纪录片的顾问和出镜专家。
2021年，已经功成名就的奥弗里出版二战史著作《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提出“二战是最后的帝国战争”“二战开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等观点，在西方史学界引发广泛讨论。2024年底，该书中文版上市。
2025年9月，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奥弗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中国为同盟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世界的主要变化，是“西方殖民帝国的终结”。
理查德·奥弗里 图/受访者提供
“帝国战争”的开始与终结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二战新史》中，提出了一个在西方二战史学界具有开创性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开始于德国入侵波兰的1939年，而是开始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为何你认为1931年才是二战的起点？
奥弗里：以往，（西方）大多数人认为二战主要是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相比之下，二战的其他战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我看来，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忽略了二战的根本意义，那就是——二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扩张引起的战争，必须将它置于20世纪帝国竞争的背景之下考察。德国、日本等国不仅仅是在发动战争，更是在夺取领土。他们希望通过领土扩张的方式，建立和英国、法国等传统帝国相抗衡的新帝国。
领土扩张是19世纪及以前欧洲帝国的行为方式，在20世纪初已经不再“流行”。但一方面，虽然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许多人不再想要战争，但在战败国，特别是德国，新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兴起，希特勒认为领土扩张是重建大国地位的方式，这样才能弥补他们在一战中失去的东西。而另一半欧洲人不再想要战争的心态，则导致了对德国的绥靖。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德国等国的领导者，他们认为，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经济体，他们就必须控制一个领土意义上的经济帝国，就像英国、法国此前所做的那样。
在此背景下，二战演变成全球性事件，波及欧洲、东亚、南亚、太平洋和非洲。而日本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就是这些“新帝国”进行领土扩张的第一步。
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中国新闻周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扩张战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期间，日本也发生了“二二六事件”等内部争斗，这是否意味着日本侵华战略的演变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奥弗里：偶然因素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日本的领导层、军方和平民，当时都被一种观念所驱使，即日本必须以某种方式挑战西方传统列强，确立自己作为“唯一东亚强国”的地位，而英国和美国会是这条道路上的障碍。
在这个逻辑下，侵略中国似乎成了唯一路径，日本以此来防止西方列强的封锁，并从中国攫取可以和西方对抗的资源，以便接下来和英美等国进行更有成功希望的战争。如果我们对比1930年的日本和1940年的日本，1930年时日本是无力挑战美国的，但到了1940年，日本已经占有中国北方的所有矿产资源，这成为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基础。
我们还要认识到，当时日本的决策方式和西方国家不同，很多重大事项并不是由首相和内阁坐在一起讨论决定的。相反，日本的军政体系非常分散，侵略扩张是由陆海军中的“激进思想家”推动的，他们通常是低阶军官。还有不少军事战略决定，其实是在前线由一线军官自主选择的。日本陆海军的一些领导者可能更有远见，但他们被下面的激进团体所裹挟。
此外，虽然确实有一些高层人士担忧战争带来的风险，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日本想成为大国，就必须承担风险”。总的来说，从1931年到1937年的战争具体进程存在意外，但当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时，他们已经在考虑如何主宰更大的世界。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最新研究聚焦于日本战败投降的复杂过程。这种复杂性是否也和当时日本特殊的军政体系有关？
奥弗里：是的，日本的“终战”决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中反映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即日本的决策体系被激进分子所绑架。一些军中的激进分子想继续战斗，他们想要的其实是“国家自杀”（national suicide），而大多数高级官员以及天皇认为这并不值得，因为会付出太大代价。
日本领导层并不考虑他们所侵略的民族付出多少代价，但此时他们担心日本人民会付出太大代价。所以，他们要寻找政治解决方案。在追求战争结束的同时，他们又要避免军方的激进分子再次发动叛乱。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是当年裕仁天皇必须处理的棘手问题。
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历史细节。目前，流行的观点依然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投下了原子弹。我认为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素。美国空军对日本城市的常规轰炸，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这是日本领导层在意识到必须结束战争之后，又和国内激进分子进行了一次博弈。
东北抗联骑兵部队
中国对同盟国胜利的两大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战争过程，你如何评价中国军民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发挥的作用？
奥弗里：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能力不屑一顾，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有限，几乎没有先进武器。但是，今天回顾历史，我认为中国在二战中发挥了两大关键作用。
首先，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这一轮新帝国主义浪潮的国家。在欧洲战场开始之前，从1931年到1939年，中国一直在独自对抗日本的帝国扩张野心。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比欧洲的情况，英法1939年决定对德国宣战之前，没有国家在有效地对抗新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可以说，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没有输掉和日本的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不论抵抗的过程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中国一直在战斗，日本一直没能击败中国，没能迫使中国投降。这意味着日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因而在1941年底到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中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日本的经济和工业，相较于西方国家要更薄弱，两线分配力量和资源，不可能获胜。
当然，日本即便集中了投放在中国的资源和军力，也并不能够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但如果中国没有坚持抵抗日本，对欧美盟国来说那将绝对是一场漫长得多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总体来说，中国得到了盟国有限的直接援助，但对同盟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同盟国最终赢得了二战胜利，这如何改变了世界秩序？
奥弗里：首先，1945年之后，世界各地的冲突仍旧持续了多年，包括新中国的诞生、朝鲜战争，以及发生在东南亚及非洲的一系列终结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我认为，这一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结束，这不仅仅是说日本、德国这些“新帝国”的毁灭，还有英国、法国等“旧帝国”的彻底终结。世界迎来了民族国家的时代。
在那之后，世界相对和平了。核威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世界主要国家间不再通过领土战争的方式进行对抗了。当然，过去几十年，战后秩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也包括一些地区重新发生了冲突。我不认为最近各地区增多的冲突足以演变为世界大战，但这确实代表了当前全球体系中的一种不稳定状况。
2025年7月7日，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摄影/本刊记者 泱波
“绝对没有理由否认南京大屠杀”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的不稳定状况，是否也和今天国际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不够充分有关？今天，日本极右翼势力仍然否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者”角色。相比之下，欧洲的战后反思相对更加深刻。你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奥弗里：首先，在二战爆发之前，欧洲已经进行了五六百年的战争。对欧洲人来说，二战是这片土地上数百年来长期国家间暴力的高潮。经过这个大规模暴力和野蛮的时代，每个欧洲国家都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这教会了欧洲人民，不管是在之后的冷战中站在“铁幕”的哪一边，大家都已经受够了战争，各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去寻找更好的应对办法。
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这种时代还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目前的和平有多脆弱。欧洲人已经又开始广泛地谈论战争了，这还是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
关于日本，我知道一些日本历史学家非常诚实地面对历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取得了共识。但也有一些日本知识分子认为，日本完全有理由在当时挑战西方，甚至“如果不是西方阻挠，日本就会领导亚洲”。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是日本的错，日本只是在回应其他帝国的威胁。一些人甚至拒绝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的历史事实。我认为这些都不是诚实的叙述。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在《二战新史》中，你专门列出一章关注针对平民的罪行，并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重要案例。二战中针对平民的暴行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殊之处？你会如何看待少数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战争罪行的质疑？
奥弗里：首先，无可否认的是，针对平民的严重罪行，是二战的一个可悲特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民也不时受到伤害，德国、英国和法国都在一战的空战中开始轰炸城市。但总的来说，考虑到二战中战争手段的更新发展，一战的平民伤亡规模和二战没有可比性。
另一方面，在二战中，平民作为战斗的一分子，在冲突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法国，法军被彻底击败之后，很多法国平民参与了对德国的抵抗运动。在苏联，德军对于各类平民抵抗和游击队的镇压非常严厉，可能有数百万人因此身亡。平民动员、平民抵抗，也是二战中军队对平民犯下的罪行大幅增多的原因之一。
此外，二战是一次真正的全球性战争，对平民的犯罪遍布所有冲突地区。在西方，我们经常谈论德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谈论犹太人大屠杀，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说“没有什么比得上盖世太保（的罪行）”，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发生了什么。
在亚洲战场，南京大屠杀正是这一系列严重罪行中的冰山一角，其背后是上千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身亡。对于一场大规模罪行，我们可能永远难以得到精确的数据。欧洲的大部分城市轰炸也是如此。
历史学家需要努力重建过去发生的事情，尽可能提供一个最接近真实的数据。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些历史是无法被百分百重建的，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罪行发生过的事实。我认为，绝对没有理由否认南京大屠杀。
《中国新闻周刊》：回顾那段黑暗的历史，今天人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奥弗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学家总是希望政治家和那些拿着武器的人能把历史学得更好，但现实显然令人失望。不过我想至少应强调两个明显的教训。
首先，必须在冲突和战争中保护平民。二战中，平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其结果是，平民伤亡的数量远超参战人员。
二战后，尽管1948年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1949年通过了“日内瓦四公约”（之后还通过了附加议定书），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国际法规则被滥用、被漠视。这些公约的诞生，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人类应表现得更好了。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促使一些人表现得更好。
另一个教训是，必须进一步约束和限制发动战争。二战的教训之一是，一旦战争开始，很快就会走向更激进的战略。比如，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是美国在1941年时不会想到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应当警惕战争变得更加激进的风险。退一步说，任何已经开始的战争都应当约束在有限的目标中，应当在人道法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应当保护平民。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从二战历史中吸取的教训之一。
记者：曹然（caoran@chinanews.com.cn）
编辑：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