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抗战，他们是另一个大后方

“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

1938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下称“南侨总会”）首届大会上，著名侨领陈嘉庚说出这句激词。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踏上漫长的抗战之路，远渡重洋的华侨心系祖国，以输财、出力、赴战的方式支援抗战。

有人在南洋街头卖花、义演，捐出积蓄换成粮食、药品和飞机运回国内；有人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下称“南侨机工”）的一员，驾驶车辆穿越滇缅公路，把援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有人建立武装，在南洋丛林中与侨居国人民并肩抵抗侵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力量。

在14年漫长战火背后，世界华侨与中国战场紧密相连，撑起中国抗战的另一个大后方。

正如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言，当时海外华侨的“万里同心”救国精神，在新时代依然具有意义。在和平年代，遍布全球的华侨应该同心同德，担当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为实现民族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滇缅公路出入口云南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内展示的3000多名归国抗战的机工肖像。图/中新

输财助战

“先生，买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救国家！”

8月14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万里同心——海外华侨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特展”（下称“万里同心”特展）在北京开幕。在此次特展上，反复播放的《卖花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80多年前，这首歌也在南洋的大街小巷传唱。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封锁沿海城市，国内物资匮乏，经济日益凋敝。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战争归根到底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国家危机激起海外华侨义愤，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团体，展开声势浩大的筹款救国运动。

1938年，南洋华侨发起南侨总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在喊出上述激词后，他带头月捐2000元，又抢先购买10万元救国公债。侨胞们纷纷响应，“卖花捐”是他们输财助战的各种方式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

林绍真是汕头市侨联新马归侨联谊会会长，她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她曾提到，父母当年还是十一二岁的学生，每天放学后挎着花篮走上南洋街头，把一朵朵扎制的纸花卖给路人，“一朵花给5毛也行，给5块也行，给50块也行，大家把这些钱都汇回国内”。

为了扩大募捐范围，1938年，南侨总会邀请武汉合唱团赴南洋演出筹款。《卖花词》就这样在南洋传唱开来，当时每场演出结束，总有人当场摘下金镯子、金项链往舞台上扔，高呼爱国口号，久久不愿离去。

至1940年4月回国，武汉合唱团在480天的南洋巡演中，共举办130场演出，吸引超230万侨胞捐款，筹得230万马来亚元，相当于当时国币1000余万元。这笔钱被换成粮食、药品、飞机和汽车，送回国内前线。

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华侨回国支援抗战，各埠3000余名应征人员抵达新加坡集中。

刘伯孳说，当时部分南洋华侨从事木材、橡胶、大米、采矿等行业，积累了一定财富，其中不乏像陈嘉庚、梁金山这样的成功商人大笔捐资，一人就能捐一架飞机。而对于工薪阶级的华侨来说，他们通常选择月捐，即每月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的很多故事，现在看来仍感人肺腑：马来亚华侨郑潮炯卖瓜子走遍南洋，筹得18万元悉数捐出；泰国女华侨叶秋莲卖掉家产，捐出3万余元，自己则入寺为尼；200多名难侨在曼谷监狱发起狱中献金，凑出500元捐给祖国。

陈嘉庚曾这样描述：“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

在相隔重洋的美国，侨胞同样在为抗战奔走筹款。在纽约，许多华侨靠开洗衣馆糊口，抗战爆发后，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下称“衣联会”）发动会员在衣馆柜台摆上写有“救济中国难民”的捐款箱，号召顾客捐款。“七七事变”后，衣联会印制10万份传单塞进洗干净的衣服口袋里，呼吁美国人抵制日货。

1938年，衣联会用筹款购买了四辆汽车，改造成救护车后，运回战火中的中国，随后又购买大批棉衣和医械药品运回国。

知识界的侨胞也站在前列。1943年，美国医药援华会会长许肇堆利用自己在美国医药界的声望，获得了两支刚问世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菌种，由正在美国留学的樊庆笙漂洋过海带回国，一道回国的，还有许肇堆采购的青霉素研制设备。当年年底，第一批青霉素在中国面世，中国成为第七个能生产青霉素的国家。

这些物资都在中国的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7年10月，毛泽东跟廖承志谈话，提到“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延安地处西北一隅，交通不便，中共的海外统战工作更多是依托广州、香港等地的办事处开展。1938年初，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筹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下称香港“八办”）。

后来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国侨办副主任等职的连贯，当时任香港“八办”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他的女儿连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办事处以粤华公司名义经营茶叶，接收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和捐款，归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也会在此中转歇脚。

据不完全统计，成立两年半内，香港“八办”接收海外侨胞汇款220万元和药品、被褥、服装等大量物资，转运600多名华侨青年和专业人员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

随着抗战进入持久阶段，国民政府方面为应付军费之困，先后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节约储蓄券等债券。每逢发放，海外华侨踊跃认购。仅1937—1939年，华侨便认购救国公债5000多万元，国防公债600多万元。到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占国民政府公债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一。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这实质上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捐款。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访问。前排左二为陈嘉庚，前排右二为侯西反。图/视觉中国

抗战生命线

年近八旬的张云鹏，最近接到不少国内外侨团、研究机构的电话，对方往往希望由他带领重走滇缅公路。张云鹏的父亲张智源是南侨机工的一员，当年在这条抗战生命线上开车。

“七七事变”后，除了在海外捐资助战，大量华侨直接回国参战。据国民政府广东侨务委员会统计，仅从南洋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余人。他们或直接参军，或到后方参与救护队、机工团、记者团、歌剧团等工作。

随着战事一步步由东南沿海向西南延伸，1937年底到1938年8月，云南20万民工紧急筑成滇缅公路，南至缅甸腊戍，北抵中国昆明，全长1146.1公里，是中国从海外接收抗战物资的交通大动脉。

滇缅公路穿江越谷，崎岖难越，需要技术较高的司机和维修工，但国内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为此，设在昆明的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电请南侨总会支持解决。

1939年2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在报上发布通告，征募回国机工。祖籍广东潮州、在新加坡经营妻子家抽纱厂生意的张智源看到公告后报名，成为第九批南侨机工中的一员。

与张智源一起报名的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他们从马来半岛、泰国、菲律宾等地云集新加坡，于1939年分15批回国，其中还有4名女性。张云鹏曾听父亲的战友讲，这群在南洋讲英语、喝咖啡、吃西餐的有志青年，来到昆明吃咸菜、去稻田里取水洗漱、睡大通铺。

更残酷的是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滇缅公路约有三分之一路段贴着悬崖，狭窄的地方仅能容一辆车通过，驾驶员必须极其小心，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每逢雨季，山洪、滑坡随时可能发生。张智源记录了1941年雨季的一场事故：“行至芒市途中，路边上侧突然塌方，当中一棵大树的主干不偏不歪地压在一辆车的驾驶室上⋯⋯一位侨工驾驶员壮烈牺牲。”

他们同时还要躲避天上日本飞机的轰炸。“遇到日机轰炸，人要撤离车子，找低洼的地方匍匐下去，手放在胸口顶住。胸口如果贴在地上，炸弹冲击波就会直接冲击胸口，震坏内脏。”张云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39年，南侨机工在云南昆明潘家湾训练所接受军事训练。

就在这重重险境中，南侨机工演绎了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抗战运输故事。正如张智源在回忆录所写：“日军大举入侵我国，华侨机工虽然身居海外，但皆怀有赤子之心。”

据档案记载，从1939年至1942年的三年期间，南侨机工一共运输了50多万吨抗战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轰炸切断，负责南侨机工日常事务的西南运输处遣散了大部分南侨机工，只留用其中少数。南侨机工被阻隔在怒江西岸及缅甸，有的随中国远征军辗转到印度，有的被日军打散后到处漂泊乃至失踪，有的在战火中牺牲。

直到1944年，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大反攻，重新组织起来的南侨机工又积极参加战争，送远征军到前线。1945年1月，滇西大反攻历时8个月16天获胜，收复了怒江以西3万多平方公里的沦陷区，打通了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与滇缅公路收复段相衔接，形成新的国际运输线。

到1946年南侨机工分批踏上归途时，当年3200余名南洋机工中，1000多人复员返回南洋，1000多人留在国内，还有1000多人壮烈牺牲。到现在，人们提起南洋机工，都会有这样的评价：这是华侨华人史上人数最为集中、规模最为庞大、目标最为鲜明、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爱国壮举。

张智源留在了云南，他成立了安达贸易行，做起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进出口生意。“安达”，寄托着他最朴素的愿望：平安到达。

20世纪80年代，受中国侨联、云南省侨办等委托，年迈的张智源开始寻找失联的南侨机工，并呼吁为这一群体落实政策。张云鹏骑摩托车带父亲去战友家，父亲“高高兴兴进门，出来时眼里噙满泪水”。经过多年奔走，张智源最终寻访到20多名战友。

1989年，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之际，云南省政府为南侨机工立了一座纪念碑，碑座刻有“赤子功勋”四个大字，3200余名南侨机工的名字被刻在这片他们献出生命、鲜血和汗水的故土上。

在侨居地作战

在此次“万里同心”特展上，一件残破的红色背心被特意展出。80多年前，菲律宾华侨许立在南洋丛林中跟日军展开战斗时，不幸中弹负伤，当时他正穿着这件背心。2014年，许立之女许呈亮把它捐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万里同心”特展的策展人罗佩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件红色背心已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是菲律宾华侨维护世界和平，与当地民众共同抵御法西斯的重要历史见证。

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在此之前，华侨几乎承担了中国三分之一的抗战军费，南洋陷落，南洋华侨对祖国的经济援助被迫中断，中国抗战进入更加困难的时期。宁一说，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通过海外侨团向侨胞发出号召，希望他们组织起来，就地抵抗。华侨在侨居地纷纷成立武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菲律宾是华侨武装抗战最活跃的地方。菲律宾沦陷后，1942年，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旅菲华侨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这支游击队被编为菲人民抗日军第48支队，直接参与游击战、搜集情报等工作。

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缺少武器装备，“华支”刚成立时，52名队员的武器只有7支火药枪和2支短枪，以及10多把茅刀。许立正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之一。许呈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家祖籍福建漳州，少年时代，许立随父亲去香港谋生，他在香港接触了革命思想。

1943年1月，日军企图进攻驻扎在森林中的各抗日领导机关，“华支”在邦板牙河边迎敌，早上8时双方交火，一直拼杀到正午，最终毙伤日军30余人。同年3月，日军对菲律宾山区展开大规模扫荡，在一次突围战中，许立不幸中弹，当地的菲律宾群众把他转移藏匿起来，才保住了性命。那件红色背心，就是许立当时穿的衣服。

到了1945年2月，“华支”扩大到700多人，华侨王汉杰担任队长，率领部队参加了配合盟军收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战斗。战争胜利后，菲律宾军官在上呈总司令部的函件里写道：“华支”的官兵都是他国公民，他们可不必负任何直接抗敌的责任，可是他们采取了这种行动，他们自始至终同我们并肩作战，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据《华侨抗日支队》一书，从1942年到1945年，“华支”踏遍吕宋岛14个省和马尼拉市，作战260多次，歼敌2000余人，缴获武器近千支，自身也付出了阵亡77人、负伤34人的代价。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郊外，依旧矗立着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历史纪念碑。

宁一还提到，因为组织武装抵抗日军，并曾大力援助中国抗战，日据期间，华侨在南洋备受迫害。

新加坡沦陷之后，以郁达夫、胡愈之为首的华侨，即在新加坡组织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进行抗敌宣传工作。陈嘉庚组织了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总会成立多个部门，负责治安救护、群众宣传、雇佣劳工等工作。其中，民众武装部招募华侨青年，组成约1000人的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1942年2月，新加坡保卫战开始后，这支义勇军手持当局发给的19世纪旧式枪支，与日军激战多日，表现极为英勇。

而也正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军实行“大检证”“大肃清”，杀害数万华侨；在菲律宾，有上万华侨在日据期间惨遭屠戮；在东印度群岛、婆罗洲、泰国等地，也曾发生过日军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

日军曾发布高额悬赏，缉拿“南洋之排日货及抗日之巨头”陈嘉庚。在众多华侨的帮助下，陈嘉庚几经辗转，隐居到印尼爪哇岛。在那里，陈嘉庚写下30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记录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战的重要贡献，并写下“述志诗”明心境。

宁一说，华侨在侨居国投身武装斗争，怀揣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保家卫国的勇气。无论身处何地，华侨都为祖国与侨居国的独立和繁荣而战，这正是“万里同心”精神之所在。华侨海外抗战与中国战场一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当年陈嘉庚在“述志诗”的序中所言，“胜利未达，敌寇未败，潜踪匿迹，安危未卜，余唯置死生于度外”。

（资料参考：《历史丰碑：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潮龙起编；《华侨华人史话》冯子平著）

记者：吕雅萱

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