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生的“暗斗”

1938年5月4日，辗转数月终于集结昆明的西南联大正式开学。在新排定的课程设置里，所有一年级新生都要修习一门国文，教材是朱自清、杨振声、罗庸等几位教授主持编订的，其中特意选入了一篇《金石录后序》。

这是词人李清照于南宋初年写下的散文，回忆了其与丈夫赵明诚一起收集、整理金石碑刻的点滴，以及靖康之变后携大量书画古物南下逃难的经历。文章婉转曲折，情真意切，尤以赵明诚临终的那句嘱托最为令人动容：“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

身处又一个离乱时代，联大的先生们显然是希望借此文传递给学生一份力量和信念。作为读书人，面对破碎山河，除了共克时艰、并肩御侮，承传文脉同样是一种责任。只要文明之火尚存，家国就永远不会亡灭。

不过他们不晓得的是，就在自己吟诵着千古名篇的时候，有个人其实正在做着与八百年前赵李夫妇类似的事业。他就是郑振铎，昔日清华的校友，曾经也任教于国文系。

中年郑振铎 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不仅仅是当时，之后的许多年里，这件事都不曾为世人详知。有些郑振铎生前好友也是通过1983年出版的《西谛书话》才得知这段历史，比如叶圣陶说：“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中国在抗战时期被劫掠的图书文献，郑振铎抢救的这一批只是“冰山的一角”。2009年在日本的一次偶然发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无意中闯入了这个“沉默的战场”。近期，她的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出版，终于让往事浮出了历史地表。

吴真作品《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收异书于兵荒马乱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打响的次日，上海枪炮隆隆。站在静安寺庙弄的家中，郑振铎心中无比怅然，因为远处腾起的硝烟里，自己的藏书正在被吞噬。这已经是他的珍藏第二次被战祸波及了，五年前的“一·二八事变”中，他位于东宝兴路寓所内的两万余册唱本就丧失无遗，这一回寄存于开明书店仓库的一万数千册卷帙又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兵火世难，从来都是书籍的修罗场。当日军侵略的战火在华夏大地蔓延，不只有许多像郑振铎一样的私人藏家蒙受灾虞，各地的公立及高校图书馆也损失惨重。仅到这一年的年底，全国3744家图书馆中便有2166家遭到破坏，将近九千万册图书被败毁、被掳掠。

1938年广州沦陷后，仓促撤离的中山大学同样经历了这场书厄，大量没能及时转移的馆藏遭罹洗劫。对于这段校史，吴真始终念兹在兹。她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中山大学，心底一直存有一个愿望，期冀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找到那些遗失图书的下落。于是在持续的追寻中，一些散落的线索逐渐闯入了她的视野。

1939年—1941年，从上海运抵的大量善本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

“2009年，我到东京大学做博士后工作。那年冬天，我看到一本《广东战后报告》，是一个日本随军记者的记录，其中一段文字就讲述了1938年底日军占领广州几个大学图书馆的情况。后来我在日本各机构访书的过程中，偶尔也会碰到盖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图书章的书籍。顺着这些，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中国被劫图书’的资料，过程中发现了原来有一部分图书战后被索回，其中34970册都与郑振铎有关。”吴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批图书是日军于1942年3月从香港劫掠至东京的，曾作为重要的战利品被加以整理和研究，1944年8月还在东京帝国图书馆举办过一场非公开展出。而它们之所以得以归拢，全赖于郑振铎在上海的孤岛岁月里瘁心劳力地收集。

作为彼时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上海也是整个南方的书籍集散地。抗战爆发以后，各地公私藏书的流散更触发了其旧书业畸形发展，特别是公共租界的四马路与河南路一带，三步一摊、五步一店，异常兴旺。大量狼藉于市的珍贵文献，就这样进一步落入了敌寇手中。对此，郑振铎明确意识到：“若我辈不极力设法挽救，则江南文化，自我而尽，实对不住国家民族也。若能尽得各家所藏，则江南文物可全集中于国家矣。”

1940年初，在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提议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下，郑振铎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友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依托中央图书馆建设经费，开始大量搜寻古籍。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接连抢购了各种珍本善本3800余种。

所有购进的图书，全部由郑振铎一人负责搜访、挑选和商谈，每一本都经过了仔细分类、查注和登记。1941年，在这些图书被运往香港之前，还是他带着助手进行了检点和编目。也正是受益于这份详细的载录，中国驻日代表团得以在战后有证可查、有据可依地向日方发起了追讨——

1946年6月，其中的 10箱精品先行空运回国；1947年2月，余下的107箱也经海路运归。历经数载侵占之后，这批瑰宝终于悉数回到了故土。

史不亡则民族亦不亡

事实上早在“文献保存同志会”运行之前，郑振铎就着力“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了。

他先是从自己仅剩的藏书入手。1937年“八一三”之后，他花了十天时间整理出一本《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和一本《西谛所藏散曲目录》，并在前者的跋语中陈述了此举缘由：“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也就是说，他有意在给后人创建一份可供检寻的索引，以期为命运难卜的古籍寻得一丝传世的生机。

这两册目录亦是他留给自己的一个纪念。尽管不舍，但编目的同时，他也在积极联系公办机构，计划把这些私藏逐步卖掉，一方面“弄两个干净钱来过最低的生活”，另一方面使其得到更好保存。

面对时局，郑振铎自始便怀有一种自觉的责任。他认为“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倘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则更是“奇耻大辱，百世莫涤”。而为了避免如此惨痛的结局，最好的办法就是“楚弓楚得”，归之于公。

也是从这一理念出发，1938年6月，他“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了被视作“空前之秘籍”的《古今杂剧》，真正开始肩负起了为国家抢救文献的使命重担。

左上图：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央图书馆以“文献保存同志会”名义在上海收购书籍。

左下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今杂剧》

右图：1941年10月底，“文献保存同志会”所购书籍统计简表。

《古今杂剧》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部元明杂剧集，所收剧目颇多孤本。三百余年间，该抄本经钱谦益、季振宜、黄丕烈、赵宗建等藏家之手，至民国四年为丁祖荫谋得，秘置高阁，绝迹天下。1937年底苏州沦陷后，丁氏后人将之变卖，方才重现于世。

郑振铎在后来的回忆中，将此书称为自己劫中所得的最高峰，其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不过彼时，他却为此遭受过许多埋怨，甚至连叶圣陶、巴金这样的至友也屡有批评。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道德原罪”，对于曾是五四干将的郑振铎来说，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转身投向“故纸堆”，则更是难以理喻。叶圣陶便直言：“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巴金也认为：“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

然而郑振铎则认为，“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因此“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他坚信自己“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在吴真看来，其实无论叶圣陶、巴金还是郑振铎，他们的报国热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相对而言，郑振铎所站的角度更为开阔，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如果将书籍的聚散比喻成长江大河，那么现代史上就有着一座‘郑振铎大坝’。他把江南传统藏书楼的累世珍籍拦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古籍珍本也由之大多归于国家，不复隐匿民间，从此之后，国家支持的公共图书馆成为收藏古籍的最大渊薮。”

一鲸落，万物生

1942年，随着上海租界区也被日军占领，郑振铎的生活和工作都陷入了更加艰难与危险的境地，完全处于一种隐姓埋名的蛰居状态。尽管如此，他仍旧秉持着“一息尚存，决不放下”的信念，竭尽所能地继续抢救古籍。直至抗战胜利，经他之手保存下来的宋元善本和明清精椠，前前后后总共达到了1.5万余种之多。

1945年8月，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京沪区接收专员、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要求，郑振铎又全力投入了对文献保存同志会保存在法宝馆的图书的整理和编目之中，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一半左右。但紧接着，他却有意放慢了这项工作的进程。

光复后的上海，太平并没有真正降临。郑振铎一面目睹着接收大员的贪腐丛生，一面经受着新闻搜剿的言论钳制，对国民政府愈发感到失望。而与此同时，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主席，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吴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是从这里，郑振铎的抗战往事被逐渐封存了。“1945年11月1日，他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求书日录》，准备详细回顾自己和文献保存同志会如何帮助中央图书馆抢救古籍。但随着对国民党失去信任，这篇长文只连载到同年12月24日就停止了。而且自那之后，他也绝口不提此事，以至于在大陆，这段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人所知。”

1948年，气数将尽的国民政府下令将文物文献运至台湾。于是郑振铎又一次开始了抢救工作，以“拖”和“瞒”的方式阻止古籍迁台。在他的努力下，包括《古今杂剧》等的重要图书成功留在了上海，迎接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所以在台湾那边，郑振铎也成了一个叙事黑洞。因为蒋复璁把他视为‘郑逆’，后来的‘中央图书馆’馆史很长时间里完全回避掉了他在抗战时期的贡献。”吴真说。

然而历史不会永远湮没。1979年，苏精在《传记文学》上刊载《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玲作为郑振铎昔日的学生，在编辑《西谛书话》一书时，重新寻回了那篇未完成的《求书日录》；学者陈福康也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找到了郑振铎于1940年和1941年写给张寿镛的272封通信；2023年，郑振铎1939年的全年日记又在上海被发现。加上如今吴真综合了日本方面资料的研究，乱世暗夜里的那些古籍守护往事终究被打捞起来。

而这段历史的价值也依然在延续。用吴真的话说，那是一种有如“鲸落”般的意义，持久而又泓邃——“所谓‘一鲸落，万物生’。逝去的鲸鱼缓缓沉入海底，它的营养和能量却滋养了长达百年的海洋生态循环系统” 。

记者：徐鹏远（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