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共两党元老，主持了开国大典

2026年3月20日，是林伯渠诞辰140周年纪念日。3月16日，林伯渠外孙、70岁的齐放去湖南临澧林伯渠故居纪念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在林伯渠铜像前献了花。

齐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交流中，他感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对林伯渠这个名字很陌生，甚至会听成“林则徐”。对此他觉得很遗憾，也能理解，因为林伯渠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去世了，而且一生低调，身后留下的资料很有限。

事实上，林伯渠既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当月即加入的最早一批会员，长期追随孙中山左右，曾任国民党中常委；又是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入党的最老一批党员，中共早期组织的58名成员，最后有四人成为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即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林伯渠。

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林伯渠在国共合作中一直是穿针引线的最佳人选之一。吴玉章曾赋诗：“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王震为《林伯渠传》写的序言称，林伯渠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伯渠 图/《林伯渠传》

三个关键选择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他曾说，除了短期当过教员外，自己一生的职业就是革命。

60岁生日时，他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认为有三个关键时刻，自己没有走错路：第一是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他是选择继续追随孙中山的少数人之一；第二是在早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坚决选择了跟共产党走。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规定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许多国民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黄兴与一些人则另组“欧事研究会”。只有廖仲恺、林伯渠等少数党员选择了打手印，继续追随孙中山。

林伯渠于1919年回到上海，在孙中山事务所协助办理党务工作。母亲病逝，家里各种开支不小，他在上海的生活很拮据。就在他感到革命前途和个人生活都艰难困顿的日子里，他接到好友李大钊的来信。信中提到，他和陈独秀已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发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介绍他去会见陈独秀。

1921年1月，经过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也是国民党中最早的共产党员。

国共合作酝酿期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往返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从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1922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因当时还未设组织部，实际上这个部还担负了组织部的职能。在林伯渠的奔走和办理下，多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举行，林伯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担任农民部部长。

林伯渠很重视农民工作，认为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他利用自己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每月争取到农运经费27000余元，使农民部成为各部中经费最多的，这一点对农运的开展影响很大。他还建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也在其中。各地创办了多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学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各地的农运骨干。到北伐前，多省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

林伯渠后来回忆，因为自己是从国民党里来的，“神气有些不同”，一开始有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看不惯他，“今天下命令我去某个支部开会，明天又命令我到另外一个支部开会”，但他都选择了服从。

林伯渠还回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不但帮国民党发展了组织，还帮它组建了军队。国民革命军6个军，有4个军的党代表（或主持工作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皆由共产党员担任，分别是周恩来（第一军）、李富春（第二军）、朱克靖（第三军）和林伯渠（第六军）。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前夕，林伯渠作为第六军党代表以及新上任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带着缝在衣缝里的密令，前往南京与第六军军长程潜接洽。但他到时，蒋介石已离开南京去上海，程潜方面也认为“事关重大且力不胜任”，主张“商谋妥协”。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事已不可为。

旋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决裂。

消息传来，林伯渠让妻子带着孩子回了上海，自己则留了下来。有老友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他拒绝了。他说，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红色理财家”

财政部一位领导曾告诉齐放：林老是我们的老祖宗。这源于林伯渠开始于中央苏区时期的财经工作经历。

1933年3月，林伯渠进入中央苏区。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后任财政部部长。

当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苏区受到严密封锁，食盐奇缺，被称为“白金”。一些领导人主张消灭私商，断绝与白区的一切贸易，林伯渠却认为，这无异于自缚手脚，封锁自己。他既抓合作社事业，也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千方百计开展对白区贸易，由此支撑起了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开支。他也被誉为“红色理财家”。

1934年10月，林伯渠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时为中央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回忆，银发苍苍的林伯渠总是昂首阔步，和年轻战士一起徒步走在队伍里。夜里，他高举一盏马灯行军；遇到溪流，他用手里拄的竹杖在前面为大家探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黄镇为他画了一幅素描，起名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组织人筹款征粮，分配粮草用品，任务极其繁重，但他做得井井有条，又很注意政策。

黄镇为林伯渠绘制的肖像《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图/《长征画集》

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那天，朔风呼号，大雪纷飞。林伯渠身着单裤走来，遍身皆白，像个雪人。他精神抖擞地走进一间空屋，笑着宣布：“财政部就设在这里！”随后亲自动手点票子，给各单位发钱。

到陕北后，部队和机关都急需补充大批冬装。林伯渠1935年10月28日的日记写道：早八时，毛（泽东）招商被服及其器材问题，决定：羊毛衣五千套（最急）、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羊毛夹被二千床（一千最急）、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此外还需要西药、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

当时陕北地瘠民贫，解决这些物资需要到黄河沿岸的韩城、朝邑、蒲城等地去购买，不要说筹集经费，单是组织工作就繁重异常。

到陕北后，由于红军在东征和西征等战役中扩充了两万多人员，军费开支大大增加。到1936年8月，经常费用每月即需9万多元。与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前，原计划做35000套冬装，军委命令再增做35000套，仅增加的这一项即达30万元。到了9月，不仅财政现款全用尽，“苏票”已发行到80余万元。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林伯渠积极发展食盐，组织出口。陕北有很多盐池，资源丰富。他与博古联名发出指示，明确指出，不应采取垄断式国家公司，应“极大的吸收商人资本投资”，税率应轻，应严格纠正工会方面的过高要求。他们还指出，过去中央苏区的钨矿等垄断性公司“均系失败之经验”，应拒绝采用这种办法。

当时苏区一些地方出现了拒用“苏票”现象。林伯渠采取了多项措施，设法提高苏票的信用，扩大其流通，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

主政陕甘宁边区

全面抗战开始后，林伯渠出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抗战初期，他常驻西安，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1940年，他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返回延安，全面领导边区政府工作。

1941年，边区政府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经边区参议会选举，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

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存在着“鱼大水小”的矛盾。1938年群众公粮负担为15000石，到1941年上升到20万石。针对这种情况和群众的不满情绪，李鼎铭等11人向边区参议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

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专题讨论了精兵简政问题。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最终减少了40％以上。

1942年9月，李维汉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到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临别时送他一句话：“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他理解，这是说许多政策要在延安地区试验后再向其他根据地推广。

李维汉回忆，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这是一个新事物，双方都还不太习惯，有时不免有一些隔阂，甚至是较深的隔阂。一次开会讨论一个文件，李鼎铭在会上表示“俺没意见”，但在下发文件时却又不肯“划行”（即圈阅之意）。林伯渠等感到意外，决定由李维汉去了解情况。结果，李鼎铭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说事情总是“你们党上决定了”，同级把他当客人，下级把他当摆设。

林伯渠立即召开党组会议，定下了几条改进工作的办法，包括：各主管部门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提交政务会议的议题，除经过党组研究外，还需要先向李鼎铭汇报；要他签署的文件，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再履行划行手续。这以后，李鼎铭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嘴里的“你们党上”也变成“我们政府”了。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统一战线摩擦不断。1944年，双方恢复了和谈。5月，中共中央派出林伯渠去重庆谈判。

国民党方面多次开会，商讨“林伯渠来渝后对策”，要求各方面密切注意他的动向，并且要求“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交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谈判期间，林伯渠利用各种机会，与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他还拜访英美驻华使节和知名人士，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

9月15日，林伯渠在重庆出席了国民参政会，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赢得了中间党派和全国舆论的广泛支持。

美国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后，林伯渠和董必武几次同他会谈。林伯渠还陪同赫尔利从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与他举行了会谈。赫尔利最后表示，自己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的，希望中国团结，实行民主。他还说：“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1945年3月20日，是林伯渠的60岁（虚岁）诞辰。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他贺寿。

中共中央致祝寿函，称林伯渠为“中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就“尤为显著”。祝寿函最后写道：“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风雨同舟忆旧游”

新中国成立前夕，林伯渠又受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奔忙。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沈阳，迎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进京；又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了和谈。

1949年10月1日下午，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下午三点，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主持了开国大典，以标志性的洪亮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根据毛泽东“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林伯渠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章士钊原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失败后与张治中等代表留在了北京。他提出将在香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希望政府能帮助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报告周恩来后，进行了妥善解决。历史学家翦伯赞给林伯渠去信，说家中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希望设法接济。诸如此类，林伯渠都一一回应解决。

1950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与政务院办公厅合并，许多日常行政事务转到了政务院。林伯渠终于不再像过去一样，日夕奔忙了。

1956年，林伯渠出席了中共八大，并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

1960年春，他连续参加会议，接待外宾，感冒没病愈又出席各种活动。5月，他病危，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肌梗死。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答应去北京医院住院治疗。

临行前，他一再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政治局开会要通知我，文件要送给我，该交办的事情就办。”住院期间，他对前去探望的人说：“我再住一两天就回去工作。”

但他再也没能回去工作。5月29日，林伯渠与世长辞，享年74岁。陈毅在悼诗中评价他：“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

在战争年代，林伯渠与家人一直聚少离多。子女们曾有十多年没见到他，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能在外人面前提起。新中国成立后，他工作繁忙，从不允许家人过问他的具体工作，有什么繁难更不会向家人诉说。也因此，家人对他的了解一直很有限。

齐放是林伯渠的小女儿林秉元的儿子。他一直珍藏着一幅全家福，是1959年9月17日摄于颐和园的。在他幼年的记忆里，外祖父慈祥又不失严厉。他小时候去外祖父在中南海的家，和哥哥一起在客厅里打闹，外祖父会说，该给孩子们立点规矩。

1986年，林伯渠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湖南临澧重修了他的故居，出版了《林伯渠传》。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林伯渠去世后封存在中办的遗物都还给了林伯渠家人。从这时起，家人对他的了解才逐渐丰富。

林伯渠的遗物中，有一件何叔衡送他的毛衣，这是他珍藏一生的。

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同为中央苏区“五老”，其他四老都参加了长征并到达陕北，只有何叔衡被留在了苏区坚持游击。长征前夕，何叔衡在瑞金梅坑（中央红军从此出发）备了清酒和花生请林伯渠，与他彻夜长谈，并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予他御寒。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不久，何叔衡就在一次转移的途中牺牲了。

晚年，林伯渠很怀念许多老友。

他一生崇敬孙中山，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宋庆龄说过：“林老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朋友，他来了总是和孙先生在书房谈话，我们不在旁边，我只是在楼下照应着。”

1958年11月12日，林伯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参加了孙中山诞辰92周年纪念仪式。他与何香凝、李济深等忆及旧事，有人谈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做了一首诗，诗中写道：“破碎山河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林伯渠听后心生感慨，步其原韵，和诗一首：“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

（本文参考了《林伯渠传》《怀念林伯渠同志》）

发于2026.4.6总第123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两党元老林伯渠

记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