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中南海，他们有个“快捷通道”

2026年3月19日，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成立85周年纪念日。

民盟创始人之一张澜的孙女、民盟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对民盟前辈冯友兰说过的一句话感触很深。冯友兰曾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在张梅颖看来，从她的爷爷张澜那一辈开始，冯友兰、费孝通、厉以宁等无数民盟人一代接着一代，薪火相传。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作为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了开国大典。

民主之家与民主堡垒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前来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穿过迎候的人群，走向长髯飘飘的民盟主席张澜，与之紧紧握手。

张梅颖曾说，这体现的不只是对一位73岁老人的尊重，毛泽东来重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团结民盟。

在重庆的43天里，毛泽东三顾特园，会晤张澜。他说，这里是“民主之家”，我回到家里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共同创建民主之国。

张澜向毛泽东建议，应将国共关门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公开出来，以防蒋介石事后不认账，并且提议由他来写一封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将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毛泽东欣然采纳，称赞这是“老成谋国”之见。两人还约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后采取统一行动。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是对民盟的一次严峻政治考验，一些人在犹豫观望。周恩来建议在南京民盟总部的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实际为民盟秘书长的周新民致电在重庆的张澜，张澜大声连说三遍：“参加不得呀！”当天，张澜又两次打来电话，再三叮嘱：“民盟决不能参加‘国大’！”就此一锤定音。

周恩来后来评价说：“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既是对统战工作的肯定，也肯定了民盟在这个关键时刻的重大历史贡献。多年后，李维汉称赞说，张澜从重庆打来电话，“稳定了动摇、犹豫者”，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果说重庆特园被称为“民主之家”，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则有“民主堡垒”之称，是民盟早期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

1943年5月5日，民盟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成员有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唐筱蓂、李公朴和杨怡士7人。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也于1944年成为民盟秘密盟员，为民盟在昆明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昆明支部成立后发展很快。经潘光旦等介绍，吴晗加入了民盟；经吴晗等介绍，闻一多加入了民盟。在他们的影响下，费孝通也逐渐向民盟靠拢。

费孝通回忆，潘光旦是他的老师，闻一多与他亦师亦友，吴晗是他的老同学，他不但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也经常受托帮他们做一些事。做这些事时，他并没有多打听，只是认定他们是信得过的。有一次，吴晗很郑重地托他在云大社会学系安置一个人，他明白那人一定有来路，但他问都不问就照办了，因为那样做才“够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华岗，是前来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

费孝通一直搞不清自己哪年哪月正式成了民盟成员。他说，早期民盟这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多少还带有传统的结社形式，没有什么完善的手续，更多是一种道义之交，握手成誓。能确定的是，1944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员发展到约50人，那时他已是支部一员了。

多年后为了填表，费孝通问潘光旦，自己的入盟介绍人究竟该填谁呢，潘光旦说，写他和吴晗的名字就是。费孝通觉得，这种“缺乏组织观念”的情况，正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启蒙状态。就他这一辈来说，这种启蒙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

“教育世家”

民盟中央原主席张宝文曾说：“如果把民盟比喻为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我们民盟就是一个‘教育世家’，而且代不乏人。”

民盟成员因为校长多、院长多、系主任多，曾被称为“校长之盟”。民盟首任主席黄炎培在辛亥革命后曾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了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第二任主席张澜创办了南充中学，担任过国立成都大学校长；第三任主席沈钧儒担任过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监督、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第四任主席杨明轩担任过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并兼任附中部主任。

20世纪50年代初，民盟盟员有61％从事文教工作，其中在高等学校的占19.3％。民盟中央常委马叙伦和曾昭抡分别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和副部长，1952年分别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和副部长。

1952年院系调整中，民盟总部发动各大学盟员起带头和保证作用，以北师大、辅仁、北大、清华、燕京5所大学为重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全国。这5所大学的教师中，盟员占10.5％，有153人。全国高等学校中，有1226位民盟盟员担任教职，约占总数的6％。

其实，民盟不但是教育世家，也是科技和文化世家。

1955年评选出的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即院士）中有多位民盟成员，如数学物理学部的苏步青和华罗庚、生物学部的童第周、技术科学部的梁思成、哲学社会学部的金岳霖和冯友兰等。

与此同时，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民盟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民盟首当其冲。“文革”时，民盟受到的冲击也先于其他民主党派。

拨乱反正后，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都恢复了活动。1979年10月，民盟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民盟在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代表新班子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是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文教科技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他还以个人名义承担了责任，为自己长期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职务期间所执行的“左”的错误诚恳地致歉，掌声四起。民盟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上书紫光阁”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费孝通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在张梅颖看来，费孝通是一位真正把学人话语转化为经世致用行动的典范。

1981年，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首次重访了故乡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即他的田野调查名作《江村经济》中的“江村”。从这里开始，他的考察步步深入。

1983年夏末秋初，他在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镇进行了调查。9月，他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主旨发言，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之所以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快，原因是农村的商品流通渠道受到抑制，应当鼓励生产者自己组织起来，开辟新的流通渠道。

11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费孝通的发言整理作出批示。他表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自己也是蜻蜓点水，因此还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也不必急于做决策。但费孝通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是值得一看的。

费孝通没有停下脚步。他访问了苏南四市，再苏北，后苏中。之后他跳出江苏，一路沿海南下，经浙江、福建到两广，先后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一路进入边区，入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等地考察。

1987年1月，76岁的费孝通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他把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决策层建言的快捷通道戏称为“上书紫光阁”，认为这是民主党派的一大优势。

1988年6月，民盟中央成立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7月13日，费孝通和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联名提交《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1990年，民盟中央又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对浦东开发和长三角经济区的建立产生了影响。费孝通说：“这是真正的参政议政，而且参与得相当深。”

终其一生，费孝通21访江村，“行行重行行”，东西穿梭，南北奔走。他说，这是他一生兴奋点最高的一段日子。因为他看到，一个学者的思想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还能对社会改革发生推动作用，并在晚年亲眼见证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发生的深刻和伟大的变化。

费孝通一生21访太湖边的江村。图为年逾八旬的他到太湖里察看养蟹情况。

1986年6月，费孝通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访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与意大利四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第一次联袂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决心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信号。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像一座宏伟的建筑，它的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了，现在需要大家特别是民主党派创造一些具体的做法来充实它，给这个框架添砖加瓦。

1991年是民盟成立50周年，费孝通发表了《风雨同舟50年》的讲话，提出民盟要一如既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1992年民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被写入民盟中央文件，成为其基本工作方针。

四任校长主席

1996年，丁石孙继费孝通之后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他提出，民盟今后的工作要继承费孝通提出的12字方针，继续关注民生。

1999年春，民盟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大投资力度，依法治理黄河》提案。提案建议，加快制定“黄河法”，把黄河治理纳入法治轨道；采取措施解决好黄河断流问题，包括提高水价、加快南水北调工程等；国家增加投入，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这份提案被列为该次大会的“一号提案”。2019年，该提案被评选为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有影响力的100份重要提案之一。

蒋树声担任民盟中央主席期间，国家遭受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民盟中央多次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政策建议。

2010年，蒋树声和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联名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建议信指出，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层面，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互为影响。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与失范，直接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严重制约；同时，“三公”消费、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等，又进一步扩大着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民盟中央建议，深化国企、户籍和就业三大体制改革。建议信获中央领导人批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召集14个部委专门研究落实。

民盟还延续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智力支边”传统，发起社会工程“农村教育烛光行动”，通过援建教学楼、捐赠教育物资等方式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八年多的张宝文担任民盟中央主席期间，领导民盟就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等提出多项建设性意见。

2013年10月，张宝文率队，组织有关院士和专家赴宁夏、甘肃实地调研，其中一些地方就是费孝通当年走过的路。民盟中央充分调研后，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批示，肯定这一建议值得研究。

2015年，民盟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提案》。这份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在当年备受关注。

201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士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他也是改革开放后继丁石孙（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张宝文（曾任西北农业大学校长）之后的第四任校长主席。

在丁仲礼看来，“奔走国是，关注民生”是民盟的优良传统之一。民盟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教育改革发展和毕节试验区建设等领域的关注和发声，均持续30年以上。

受中共中央委托，丁仲礼与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多次率民盟中央调研组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近10年来，民盟围绕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快沿边战略性布局发展等重点课题，以及托幼事业、教育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广泛开展重点考察调研。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中共中央交给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民盟中央高度重视。2021年至2025年，丁仲礼等领导班子成员先后17次率队赴云南，就磷石膏综合利用、洱海滇池等高原湖泊污染防治等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云南省成立工作专班，逐条研究民盟中央的调研报告。在多方努力下，2025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提高到94％以上。

丁仲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盟的工作是比较好做的。一方面，多年来民盟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且一直运转良好；另一方面，民盟有31万盟员，大多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一旦民盟需要，就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无论是调研也好，写建议也好，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调动各方力量。而这，要感谢民盟的先贤前辈和同事们这么多年打下的基础。

张梅颖曾感叹，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盟素来不乏大家，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正如一面面旗帜，将民盟的精神薪火相传。像她这样的民盟后来人，能以这些先贤为榜样，踏着他们走过的路前行，是一件幸福的事。

张澜长女张茂延1946年加入民盟，成为张澜的助手。改革开放后，她致力于民盟文史研究，直至年过九旬。

1995年，张茂延之子张学宪也加入了民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只是民盟一名基层成员，但同样会尽己所能提出建言。

今年，张学宪向位于四川南充的张澜故居捐赠了一批文件柜、底片、报纸书籍等文物史料和书籍。他说，作为家族的第三代民盟人，他要将这份历史责任传承下去。

（本文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史》《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形成更多参政议政精品成果》，张梅颖《我眼中的良师益友——厉以宁》）

发于2026.4.13总第123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85年民盟：薪火相传

记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